5.
寒假結束，意味著距離正式演出，只剩下兩個星期。
「老師正在幫我們洽談『知新廣場』的租借事宜，不過應該沒問題了。」
場地的問題，已經解決一半，剩下的事情和錢有關，如果和館方談妥租借的時間，就必須付出租金的兩成，當作租賃訂金。
我們的演出，只有下午和晚上兩場，觀眾席也只有120人左右，這樣的吞吐量，要和一般公司行號，或是普通的商家洽談贊助，實在非常困難；負責這項工作的安妮和瓜瓜，單從結果看來，倒是有點事倍功半，因為除了零星的個人贊助款之外，很難找到願意信任我們的店家，投入較大的金額。
安妮的媽媽，了解我們的處境艱難之後，決心幫我們一把，她用公司的名義贊助，幫我們付清負擔沈重的場地費；加上瓜瓜的補習班老師，還有親戚的個人小額捐款，總算募得足以負擔，各項印刷及雜項費用的演出經費。所以印製酷卡的錢，就可以先補貼給框，此時的他，正在如火如荼的設計節目單，以及我們的演出票券。
框最後也不負眾望，設計出這次演出的入場券；大小和一般的名片差不多，無限延伸的格紋設計，讓人眼睛為之一亮，仔細看，裡面的線條不只一種顏色，框運用其他的平行線條，表現陰影和視覺落差。在門票短邊的下方，寫了一行小小的字：「戲劇社聯合公演－『童年再見』入場券」。不過沒人想在驗票時，撕毀一張張這麼可愛的小東西，所以我們還特地做了印章，在觀眾入場時，在票的背面用印章蓋上－「Have a Good Time」的字樣。
由於還有其他雜費要支出，我們還是決定售票演出，一張票50元，戲長大約一百分鐘；我們每個人先各自拿三十張票，賣給自己身邊的親朋好友，剩餘的票，就統一由導演統籌，等到戲劇節的團隊會議時，再向其他學校一併宣傳。
很多人都覺得，這次演出的酷卡設計精美，因而對這次演出很有興趣；每個人分配的三十張票，一下子就銷售一空，就連剩下不多的三十多張票券，也在瞬間，被他校戲劇社的同好們買光。因為銷售狀況實在太踴躍，除了原本有座位席的240張票之外，還加賣午、晚各一場，一場限定十五張的地板票。
這個時候，更多的人手加入我們的行列；瓜瓜從她們社團中，找到舞台道具組的負責人藍儂，藍儂是個身材瘦高的女生，很喜歡披頭四的音樂，所以她的同學，乾脆幫她取了這個綽號。我們也分別從自己的社團中，找到可以加入藍儂一組的社員們。舞台道具組，是演出團隊中，最後一個確定組員的分組，不過他們的人數卻超過演員組，他們整組人員加起來，竟然超過十二個人。
開學之前，我們就已經邀請燈光和音效執行，參與我們兩次的排練；藍儂帶領的道具組也有一次，她自己則是看排三次，並且在她的隨身筆記上，寫上一些設計重點。
安妮的社團指導老師，也是幫我們談妥演出場地的貴人，也被我們邀請來看排練，希望他在演出之前，能夠給我們一點專業建議；當時他和他的劇團，在華山創意園區的果酒大樓，租了一陣子的排練時段，然後他很大方地，把其中的一個時段，無償讓給我們使用。更讓人振奮的消息是，老師還願意在「進劇場」期間的所有時段，無償當我們的技術指導，但是有個最重要的前提是，千萬不要用老師叫他，他比較喜歡我們直接稱呼他的名字。
我們請安妮和強哥商借，芝山的工作室裡的某張舊沙發，強哥二話不說就答應了，甚至還開著卡車，幫我們載到重慶南路三段的劇場門口；強哥謝絕我們的油錢補貼，只淡淡地對我們說了一句話：
「還需要什麼儘管開口，我怎麼可能會拒絕你們呢？」
我突然想起自己從小到大，不管心裡想要什麼，總是躊躇不前，猶豫再三，因為我知道不管我說什麼，我爸媽一定會想盡辦法搪塞我；他們對我有很多要求，而我幾乎沒有讓他們失望，但是他們的認知和我的價值觀，就是有很大的落差。就像我和我媽提起這個演出，看她能不能提供小額贊助，她的回答是：
「妳拿自己的壓歲錢去贊助，然後贊助人寫妳的名字吧！」
最後，我用自己壓歲錢，小額贊助了五百塊錢；然後我的名字，也和其他贊助人一樣，出現在節目單頁尾，一整排的感謝名單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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