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.
我思考很久，才決定問鈕釦這個問題，就是她到底和誰在一起？
和她一起來看戲的男生？還是結伴到英國、愛爾蘭旅遊的女生？或者鈕釦在第二次演出後，告訴我的那個，我們之間的某個男性朋友；也有可能是，常和她一起打排球的學妹，甚至是某個我根本沒看過的人。
「妳和誰在一起嗎？」鈕釦反問我。
從鈕釦的黑眼珠的反光，可以看到我自己，而我看起來，好像很神秘的樣子。可是從小到大，我總是沒辦法跟誰在一起，就像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，坐在我旁邊的男同學，很喜歡我，而且在耶誕節時，送給我一張非常可愛的卡片，還有標價七十元的耶誕水晶球；可是我喜歡的人，卻是班上一個轉學離開的男同學，一直到五年級，我們在學校的一次運動會偶遇，還會開心地和彼此打招呼。
等到小學六年級，我參加學校的管樂團，有一個吹長號的男同學，看起來聰明有教養，結果在國中報到的那一天，出現在我隔壁班。當時允許「能力分組」上課的年代，我們在分組班，同班了兩年。後來因為我逐漸瞭解，他表面上看起來與世無爭，實際上卻是個見風轉舵，對分數斤斤計較的人之後，我們從一起放學回家的朋友，慢慢疏遠成點頭之交。
高中的時候，我看著很多人出雙入對，我很認真思考，是不是應該要找一個交往對象；但是我找不到，這件事情隨著大學考試的來臨，而被擱置在一邊。
我家對面，有個和我一起長大的鄰居男生，是我媽一直很喜歡的對象，她老是說，既然我們從小一起長大，那就乾脆在一起好了。我總是婉轉堅定地，拒絕我媽的提議：
「他是個好男生，但是，我們實在太熟了。」
和鈕釦一起在英國、愛爾蘭旅行的女生，後來，也和鈕釦結伴旅行，一起去更多地方：像是東歐、希臘、南台灣和台北。
能夠在年輕時代，走遍世界，一直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人們，共同的夢想；這樣的旅行，表面上是增廣見聞，實則是為了躲避，無法撼動的老派勢力，資本家需索無度的無理要求，殘酷的階級比較，還有找到自我的價值。我們再也不想忍受的事情越來越多：醜陋的街景，粗糙的房舍，目中無人的大老闆，貪贓枉法的政客，還有數量驚人，個性貪婪自私的嬰兒潮世代。
我們不再渴望媒體持平報導，我們的眼睛，才是真的攝影機，我們口耳相傳的世界，才是我們的烏托邦，我們知道我們想要怎樣的生活，我們用自己的腳，實踐我們的考察任務，我們正在為自己的未來，積極準備著。
我們這一代人，內心都很明白一件事：有一天這個世界，即使再破爛、再不堪，看起來再潦倒，或者毫無生氣，都會是我們的世界。
我希望未來的世界是這樣的，台灣就像歐洲國家一樣，有著漂亮的街景，還有可以支撐百年的好房子。也許應該像北歐國家一樣，有完整的教育及老年人的福利政策；但是每個工作人口的工作報酬，不僅可以支撐國家的政策，還可以支撐他的家庭開銷。
我希望台灣的農地，就像義大利一樣，可以栽種出品質優良的作物，人們可以徜徉在自己的世界裡，與世無爭；然後像法國人一樣，積極努地力捍衛和行銷自己的文化；還要學習德國人，在面對歷史的錯誤時，永遠彎著腰，用最柔軟的身段，提醒每個人，不要一錯再錯。我們要像澳洲和紐西蘭一樣，給予原住民族最大的支持和幫助；我們的政府，要像強勢的美國政府，把每一個國民視為一份子，當作他們最強而有力的後盾。
我當然希望一輩子，都和我愛的人在一起，但前提是，對方也要愛我才行；如果對方礙於現實的壓力，無法和我相處，那麼，我們也可以好聚好散。
我記得美國小說「麥田捕手」裡，我最喜歡的一段，小說的男主角霍頓，他這麼說：
「我老是想像有一大群小孩子，在一大片麥田裡遊戲的景象，成千成萬的孩子，沒有人在旁邊——我是說沒有大人——除了我以外。而我站在一個非常陡的懸 崖邊。我幹什麼呢？我必須抓住每一個向著懸崖跑來的孩子——我是說他們跑著跑著，卻沒有注意他們跑的方向，那麼我就從懸崖邊出來抓住他們。那就是我成天要作的事，我要作個麥田捕手，我知道那很瘋狂，但這是我真正想要作的事。我知道那很瘋狂。」
我真的不在乎，帥氣的Diesel或是鈕釦，在我漫長的一生中，我還有沒有機會，和他們其中的任何人在一起；我甚至不在乎他們兩個，到死之前，會有幾次的交往或分開。
我在乎的是，我愛他們年輕的樣子，我會永遠記得他們最美好的樣子。
如果他們的孩子，想要瞭解他們曾經是怎樣的人，可以來問我，我會告訴那些孩子，每個人在一生中，都有一段最迷人的時光；那段時光可以談戀愛，可以探索世界，可以挖掘自己的內心，可以挑戰權威，做什麼都可以。
而孩子們應該像我一樣，就算人生有很多失敗，也沒關係，我們最後會找到愛自己的人，有一天，我們會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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